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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氏神鼓

文字:王金媚 图片: 编辑: 提交时间:2015年07月09日 审核时间:2015年07月10日 点击数:149

墨氏神鼓   

“墨”字一出,自然而然便浮现一袭玄色衣裳、皮肤黝黑的墨翟,进而是淤泥的稠秽,再而是灯下那丫鬟为绉绉文人学士缓缓研墨,最后是鲸吞万物吞噬众生的黑洞……这样的联想并非空空而入,因为笔下眼前这个兼具领袖、思想家、大工匠、军事家、科学家的人物——墨翟本人的文化触角,天上地下,人间百味,几乎无所不及,他是一个全才(比通才更高级)。由黑和土二字组成的“墨”,恰恰是墨家子弟的真实写照,在黄土地上,骄阳之下,这些面目黢黑、死不旋踵的斗士,脚踏实地,克己拘谨,节俭恭谦,有些不解风情,却也炫酷而可爱。

匆匆一览墨学概要,只取一瓢,小小的比较和现实应用,足矣。

                                                  节葬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早已指出:“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似乎正是因此,后代人往往将儒墨二者对立而视,虽然这并不大妥,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墨学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力。初期的墨子师从儒家,但儒家久丧厚葬的主张和他的观念相悖,于是在吾更爱真理的指引下他亦然“出走”,经过一个疑、破、立的阶段,逐步酝酿壮大为“叛离”儒家之首,不可不谓后生有为!墨家和儒家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他们认为,亲人逝世后,丧葬事宜尽力即可,大搞葬礼使得死者不能宁静,也加速消耗亲人的身心,如此一家人的劳动生计也不管不顾了,整个国家怎么长存下去呢,因此他主张节用、节葬。这样的观念在当时无疑是对儒家极大的挑战,在一心想要恢复郁郁周朝之礼的儒家看来,这是无法想象的,是对已逝亲人的不尊重。镜头拉到当今生活,我们不难发现,节葬的观念是很经济的——用物质付出的多少来衡量对逝者的尊重与否十分可笑。我们后来人都是感情动物,不可能不冲动,不可能不悲伤,能做的是尽善后事宜,节哀,吸收他们为人处世的优点,传承逝者的生辉思想,让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常伴左右。“骨灰不过一抔,坟墓占地丈余”,直到现在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用高科技手段人为地保存遗体,好似神一样的供起来瞻仰,可要知道一旦仰视,就没有了平等对话的基础。帝王与贱民,终归一抔黄土,回归自然,节葬节丧,延续前人的光辉,不才是对他们最虔诚的尊重?

                                                兼爱

孙中山说,墨子大概是和耶稣一样讲“爱”最多的人了,则是对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博爱之赞。诚然,墨家的爱是无差等的爱,坦荡、宽广、博大,因为超然无别难以达到,他人和我的等级是一样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就没有远近亲疏之别,与儒家相比欠缺伦理宗亲的成分来润滑,也难怪孟子吼出墨子“无父无君”的诡辩了;而儒家的爱是阶级的爱,“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君臣父子兄弟,以我为中心,亲朋和君主为同心大圆,他人为外延,个人紧紧地拴在血亲姻亲的整体当中,重伦理讲秩序好平和事礼仪,与墨家相比联系紧密,却也因圆实而易受之所累。

墨家爱人的表现却是示之以利,爱人是要对别人有好处,是有财相分、有力相助、有道相教的互惠互利——这一点和儒家宣称取义贬利,甚至连“利”都不愿提及是不同的。但有一点值得强调:表面上不谈利益不代表儒家不运用之。这也正是儒家的圆滑之处,他们深谙“拿来主义”之精髓,极善于吸收别家主张兼容,换下包装重贴名牌为我所用:他们所倡导与人为善其实也是爱人而晓之以利的具体表现,孟子说“善与人同”,和别人共同进步,互相促进互相成长,这大概是从墨子那里“偷”来的吧?(孟子稍晚于墨子,他是猛烈抨击墨子的儒家代表)。除去是否建立在等级基础上这一主要区别,儒墨两家的“爱”是没有很大的不同的,都是普遍的爱,都推己及人,用好处、利益来爱人。因此,墨家主张的普世之爱比儒家主张的仁爱更加适用于现世的说法值得商榷。一家之言并不总是前后一致,经过前前后后历代人的发展完善,最终是趋同的(文化趋异但文明趋同)。

                                        非攻、守御

然而毛泽东说:“墨子是比孔子更高明的圣人”,大部分学者断章取义,乍看之下乃盛赞,其实还有另外两句没道出来:“墨子不做官,是一个劳动者。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瞧,老人家是从这个角度说墨子高明的:他是劳动人民,是广大群众的代表,他是创造社会价值的人,在这方面他当然比孔子更高明!(隐藏的含义是劳力者役于人。)墨子不是贵族,他自称“北方之鄙人”,做的是“贱民之所为”,他的动手能力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家代表中绝对是超前的。同为平民出身的亚里士多德认为:知识与理解都属于技术层面(而不属于经验),因而技术家是高于经验家的,大匠师也是高于工匠的。我作一个补充,大匠师终究还是工匠,只不过是工匠的高级形式,但墨子不仅身体力行而且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并推行之应用之,是自己的领袖了。也就是说,墨子已经跨越了工匠(经验家)和大匠师(技术家)踏入领袖的台阶,在这一点上孔子大概不及墨子吧?         

墨子的功夫到了何种程度呢?最好的对手就是鲁班(公输盘)。墨子和公输盘都是造器械的能手,但他们的境界不同,最为后人称赞的是他俩的模拟演习,墨子成功地阻止楚国攻打宋国。墨子“非攻”,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国际上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反对以大欺小、以强欺弱的非义之战。于是他千里迢迢从鲁国跑去楚国“止战”:首先用义理逻辑驳倒公输盘,后者和楚王仍不死心,于是开展了军事模拟演习,公输盘器械和战术用尽,墨子绰绰有余,可见其功力深厚;最后公输盘无理无力甚至动了杀机,但墨子早已纠集墨门子弟赴宋国救困。从以手艺服人,到以才能和义理逻辑服人,最后到以行动服人,面面俱到,毫无畏惧,本色出演,真正为墨门子弟起到极强的榜样作用,因此领袖一称实至名归。此外,墨子非攻的理论中,备战和守御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面,人力不能避免所有的战争,因此需从内部加强军事部署,墨子《七患》、《杂守》中均有所涉。墨家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号召力强,宣传有方,强调守御,“全民皆兵”的思想很浓厚——当下,尽管21世纪不是比武的世纪,但对内加强军事力量是每一个居安思危的国家应当的准备,我们所强调的是共同遵守国际“法则”:以和平的手段(如谈判、说服、斡旋等)解决冲突、不以武力相威胁、保障领土和主权完整,警惕外来的分裂势力和极端主义。

                              墨辩逻辑和自然科学

在百家争鸣的时代,为了推行各自学派的主张,很多代表人物都以歪曲对手(或政敌)学说见长(孟子就很喜欢偷换概念),当然这有他们的政治动机,但墨子不愿意屈就也不愿意圆滑,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好比一代技术高超的中医,每每有争论焦点都一针到位,切中要害,指出对方不合逻辑之处,驳得对方哑口无言,但也没有盛气凌人之势,这些都是他学成的修为。比如,墨子谴责公输盘不杀少而杀多(违背常理和逻辑)的不义之举,警醒楚王不珍视自家更多的财产却贪图他国少的可怜的财产;他和公孟子(儒家弟子)之间的口舌之战最为人称道:后者用墨家服丧三月攻击儒家服丧三年,墨子说这就“像光着屁股骂别人撩起衣襟不知廉耻一样”,墨子还与他论证了仁与不仁不在于说不说古言、穿不穿古服;以及追求美女的人多、追求善的人却少。所以他更应该强力说教,以行大义。

但最重要的还是墨子对“名”、“实”的划分,名相当于概念,实是指具体的事务,核心是“察类”,也就是弄清概念,将事务归类,以免混淆或偷换概念。比如《小取》中有名的“杀盗非杀人也”,墨家认为,强盗虽然是人,但爱强盗不能说是爱人,不爱强盗也不能说是不爱人,因此杀强盗也不能说是杀人了。在这里,强盗是“实”,是具体的一类人,而人是“名”,是能思考会言语的灵长动物的总称,爱强盗不等于爱人,即爱一类人不等于爱所有人,反之亦然,最后推出杀强盗也不能说是杀人,隐藏的含义是:杀强盗不等于杀所有的人,杀强盗是除去不义之人,而不是杀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整个推理还是相当严密的,尽管当中包含了价值取向。当然,按照当代的理性选择,在法律上杀强盗是非法剥夺了他人生命权的犯罪行为,应当受到严厉制裁,这是后话了,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墨家不可能预见到这些。

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剖析中国人的性格,说中国人的习惯方式是女性的、经验的,不重逻辑,作为整个民族的性格这样的结论也许是值得商榷的,毕竟墨辩逻辑在那里(衰落不等于没有,大部分不等于全部),除了墨辩逻辑还有儒家如孟子、荀子,名家如公孙龙、惠施,他们的逻辑以明喻暗喻、诡辩见长,共同为东方哲学添彩。墨子重逻辑思维,强调“言不务多而务智”,认为不可以文害用,因此他的语言是质朴的、不加修饰的,这也使得他的文风朴实无华,不能满足有高审美要求的后来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墨家转向衰落,逐渐淹没在纷纷扰扰中,其中最重要的自然科学理论没能被发掘、供起、发光,以致于余秋雨说:“墨家……中国亏待了你们,因此,历史也亏待了中国”,深埋在地窖里的墨学也开了中国一个玩笑。

……

“优人神鼓”是台湾一个特立独行的表演艺术团体,他们的表演成员,男子练武女子束发,运用佛家的禅定思想,揉合了击鼓、太极、民间戏曲、宗教仪式、东方传统武术等元素将静坐和击鼓相互结合,创立了一套独特的表演形式。用这样的题目,是因为:第一,墨学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同儒学并驾齐驱的显学,本色当然有他的熠熠光辉之处;第二,尽管墨学源出于对儒学的继承,却另辟蹊径而耸立于诸家论辩的大时代中,不张扬,不妄自菲薄,静静守候自己那一份“耕地”;最后,墨氏的价值观和熠熠思想融于当今世界,时时搏击,击打出撼动时代的无形之声,大音,岑寂,古朴,悠远,耐人寻味,亦随心打醒世人。